中国新疆艺术学院中青年教师组成的木卡姆演出团演奏《潘吉尕木卡姆》
　　“在民歌中能找到一个国家的灵魂”
　　“丝绸之路不仅是一个历史事实，它也是对东西方接触与沟通进行的一种众所周知的比喻，或者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是对跨文化交流的一种比喻。”国际传统音乐学会秘书长、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民族音乐学系教授兼系主任斯文尼博·帕顿是南斯拉夫第一位在欧洲以外进行实地考察的民族音乐学家，曾在澳大利亚、挪威、斯里兰卡、土耳其、美国等国进行过深入的田野研究，他主要的研究主题是战争中的音乐、多元文化论、少数民族音乐、中欧和中南欧民族音乐学以及应用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实践。日前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的“一带一路”音乐教育联盟成立大会上，帕顿以主旨发言的方式阐释了他对跨文化交流的民族音乐的理解，而对遥远的他乡兴趣盎然使得斯文尼博·帕顿从小就对远方文化有着“十分积极的兴趣”。
　　帕顿谈到，比较音乐学家的作品为19世纪下半叶德国土地上比较音乐学这一领域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们基本上探索两类不属于欧洲的音乐：与所谓原始人相关的音乐及所谓东方高雅文化相关的音乐。而他们研究的宗旨是通过取例其他地区和文化背景中的流行音乐来解释音乐（西方艺术）的起源。奥地利学者理查德·瓦勒谢克1893年所著的《原始的音乐》一书中即有这样的例子，从世界各地的音乐实践谈起，一直讲到作者认为的阳春白雪，如瓦格纳所谱的乐曲。”
　　帕顿谈到了在西方历史上民族音乐研究如何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在德国博学家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和其他认为在民歌中能找到国家灵魂的学者的启发下，全欧洲的知识分子开始收集以自己所在国家和民族群体的语言所谱写的民歌。所收集的歌曲和诸如传统舞蹈、服装、神话和传说等其他民间艺术形式都被各国著名作曲家用来创作独具一格的国家艺术音乐。”
　　“我们民间音乐的问题就是我们民族的根源问题”“研究‘他者’音乐时，谁能够作为指导老师？”“‘他者’希望我们在我们自身的民间音乐上也是权威”……这是帕顿从自身的阅读以及与这一领域的研究代表谈话时记录下的话，这些话代表了民间音乐研究者的思想精髓，帕顿们的研究旨在防止“自身的”传统艺术濒临灭绝，彰显着强烈的民族责任感。
　　陈光海、巴伦博伊姆和“恩赐之地”
　　“由于通往世界各地的途径越来越便捷，我们见证了人们观念中‘异域风情’的快速消减。”帕顿认为，“大众媒体、书籍、录音和音乐会舞台为我们提供了来自全球各个角落的音乐。得益于互联网，我们可以随时通过电脑和手机屏幕接触这个世界。一些人认为这打开了丰富音乐体验的各种可能性，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对现有音乐和民族认同的威胁。”
　　帕顿讲述了三个实例，生动地展现了某种互联性。民族音乐演奏家、歌者、学者陈光海是西方世界重新发现呼麦的先驱者之一。出生于越南，定居法国，曾旅居澳大利亚的他用独具中亚特色的方式——呼麦演绎德国作曲家的音乐，在他的声乐演出中，演奏旋律时强调持续低音上的和音，尤其是像演绎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欢乐颂》非常具备代表性。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在1999年与爱德华·萨义德共同创立了西多合集管弦乐团，巴伦博伊姆曾表示，“在我看来，21世纪初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令人信服地声称自己只有一个身份。我出生于阿根廷，祖父母是俄裔犹太人，在以色列长大，成年后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欧洲。在特定时刻碰巧说出某种语言会引发我的思考。指挥贝多芬时，我感到自己是德国人，指挥威尔第时，我觉得自己是意大利人。这不会给我造成一种不忠于自我的感觉，而恰恰相反，演奏风格迥异的音乐体验非常具有启发性。当你学会演奏德彪西的极弱音后，再返回来看贝多芬的极弱音，你会对两者的区别有更深入的理解，意识到自己演绎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声音。”“恩赐之地”是一个多层面的音乐项目，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美国流行音乐歌星保罗·西蒙演唱，雷村黑斧合唱团和其他南非音乐家对汇编世界各种音乐的兴起作出了贡献，“恩赐之地”也是融合不同音乐表现形式的一个成功案例，正是南非的音乐和当年“猫王”赐予他灵感一样给了保罗·西蒙创作的第二次生命，并由此撞开了“世界音乐”这扇大门。
　　从陈光海、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以及保罗·西蒙的案例中，帕顿引申谈到，“大家关注到的传统音乐、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领域的一个相似趋势，在音乐教育领域的体现日益明显。教授‘其他人的’音乐的目的不是让异域音乐取代当地音乐，而是扩大教学过程中的音乐范畴，多元化有关音乐的思考，更加有效地开发情感、认知、精神运动和社会方面的能力。换而言之，例如在一个有关节奏的既定教学单元中，参考非洲和印度的构想可能比拘泥于西方概念要更加明智。”
　　越南阮氏华灯组合表演越南传统音乐
　　泰国郎民间音乐表演艺术团表演泰国传统音乐
　　让复合“有机体”保持弹性、持续发展
　　帕顿特别介绍了他任秘书长的国际传统音乐学会，此学会是一种非政府组织，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学术会社，旨在深化全球范围内传统音乐和舞蹈的研究、实践、记录、保护和传播，将它们作为不同文化之间的纽带。帕顿强调，世界上的音乐在概念、风格特征和社会背景方面都各不相同，它们各自的创作者、表演者和观众完全有权利就作品、表演、乐器、教学方法和音乐行为等使用自己的美学和标准。西方艺术音乐被视作世界上的伟大音乐体系之一，而非评价其他音乐体系的标准。每个音乐体系都值得研究，都可被当做一个声音体系、行为模式体系和观念体系。在帕顿看来，了解文化背景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音乐，反之亦然，音乐肯定能够帮助我们拓宽对文化背景的认识。
　　国际传统音乐学会的世界网络由各大洲的国家和地区代表组成，目前已涵盖127个国家和地区。一年两次的世界会议让学会能够将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背景下的学者汇聚一堂。据了解，甚至在“冷战”时期，国际传统音乐学会也想方设法克服困难支持音乐学者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学会目前拥有21个研究小组，都是国际传统音乐学会的成员组成的，专注于按地域（如东亚音乐）或课题（如应用民族音乐学）划分的特定研究方向。帕顿说，中国广泛参与了国际传统音乐学会的世界会议，2016年还举办了最新一期的学术研讨会，而多声部音乐研究小组座谈会也会将于不久后在中国举行。
　　“我们应该真诚地有志于了解这个世界的各种音乐传统，就像几位国际著名的音乐家和学者以令人信服的行动所展示的那样：耶胡迪·梅纽因、拉维·香卡、谭盾、吴蛮、扎基尔·侯赛因、马友友和他的丝路合奏团等。”帕顿特别提到了歌剧《图兰朵》，“《图兰朵》是一个起源于波斯，发生在中国的故事，由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作曲。2015年，来自北京的中央歌剧院曾在我的家乡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上演了这部歌剧，报纸这样评论这个项目，‘中央歌剧院的到访传达出一个重要信息——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歌剧生活。中国的文化政策明显大胆而系统化地将歌剧考虑在内。’”
　　帕顿最后谈到，东方和西方、北方和南方、政治边界、经济界限、文化障碍、语言问题、音乐差异……我们生活在同一世界里，有责任将它当作我们共同的“复合有机体”，只有我们照料好其相互关联的各个部分，这个“有机体”才能存续，保持弹性，持续发展。